二战之后，铁幕降临，但有一个英国院士却活跃于东西阵营，此人就是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

  贝尔纳是一位传奇科学家，36岁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院士，二战时协助盟军作战而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勋章”，二战后与约里奥·居里等发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会，以及成为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外籍院士，并在1953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章”。

  至于贝尔纳的学术成就，学术界一致认为：如果他不是把研究重心移到科学学领域，仍专心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那么，他本人有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所谓“科学学”，是贝尔纳奠基的一门学科，探讨的是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功能，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因为探讨的是“科学”本身，自然就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文化利于科学产生。比如：中国文化土壤会不会催生出“科学”，未来在科学领域会如何等。当然，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此书被教育部列入初中段阅读指导目录），贝尔纳对中国科学谈的不多，但却有两个重要论断，一个是对过去，一个是对未来，接下来就简单谈一谈他的论断，至今仍值得中国人思考。

  1939年，中国面临着亡国危机，日本侵占了半壁江山，西方普遍瞧不起中国，但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却有两段谈论中国科学的论断：

  首先，中国古代科技行不行？贝尔纳指出：“有史以来，在大多数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显然，贝尔纳认为古代世界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技术最为发达的中心。

  我们都知道“李约瑟之问”，但其实在李约瑟前，贝尔纳已有“为何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的疑问，他的猜测是中国“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足供应与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保持着十分令人满意的平衡，中国才没有必要把技术改进工作发展到某一限度之外。”

  其次，中国科学未来行不行？贝尔纳认为：“从中国已有的成绩能够准确的看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我们大家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贝尔纳认为中国科学未来潜力巨大，一方面基于中国已有成绩，就是古代长期是世界技术最发达的中心，一方面基于中国文化。显然，贝尔纳的判断正确，如今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科技已经超英赶美，但他没想到的是，中国科技潜力比他推测的可能还要大。

  总之，贝尔纳肯定了中国古代技术成就，肯定了中国文化适合科学（当然，需要一定的适当的改造），肯定了中国科学未来潜力。

  其中，尤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贝尔纳这本书是1939年出版的，因此以上论断肯定发生在之前，而当时中国人极度不自信，对老祖宗的成就各种否定，对未来更是没什么奢望，可见贝尔纳别说比当时中国人更相信中国了，就是比现代很多中国人都更相信。

  下图，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三万多块陶范，背后是成熟的大规模的青铜铸造业。其中，有些陶范中能够正常的看到标准化的雏形，可见秦国标准化不是忽然出现的。

  站在1939年，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论断，显然是可信的，因为如今事实已经证明。但他对中国古代的论断到底可不可信呢？从历史背景和文化延续性角度说肯定可信，因为假如没有一定科技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奠基，新中国科学不可能在一片科学文化荒漠中无缘无故的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就像中国自古就没有吃带血牛排的习惯，所以如今即便吃得起牛排，中国人一般依然不会这么吃。

  首先，在科技发明上，虽然还有很多人否定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或者认为技术源于古希腊、古埃及等，但事实胜于雄辩：

  中国古代有很多原创科技发明，除了中国学者观点之外，还有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认为“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古代中国”，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在此不再啰嗦。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科技一般都有“演化链”，演化过程非常清晰，很多科技是不可能源自古埃及、古希腊、苏美尔的。

  上图，铜合页，其实最迟战国时已有，出土过战国错金云纹铜合页，两千多年前楚国精湛的工艺，因为现实需要加上铸铜业发达，自然就能发明这么多东西。下图，2400年前的战国齿轮，而齿轮雏形在陶寺遗址中已然浮现，因此齿轮在中国有较为清晰的演化链，显然是中国原创发明的。

  其次，过去百年之中，一谈到中国落后，往往就有人将之归于中国文化、甚至人种等方面，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没有科学土壤等，但实际上中国文化很适合科学。

  中国是四季分明气候下的农耕文明，且规模尤其巨大，想要种好地，就必须不能胡来，就一定要符合事物规律，就必须探索研究与农耕相关的部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主流必然求真、求实，与科学精神内核一致，同时也就不也许会出现宗教神权。当然，从农耕走向工业，中国文化肯定有其不足，所以要经过一些改造，但肯定不能因为一些不足或糟粕就否定所有。

  因此，贝尔纳对中国科学的论断是基本正确的，至于为何形成这样的观点，《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没有谈及，大概是他在中国古代科技发达与中国文化适合科学的事实基础上，依据科学发展规律，而做出的判断。后来的英国李约瑟，应该受贝尔纳影响较大。

  最后，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1939年之前，贝尔纳就有如此论断，且被如今基本证实的论断（考古与文献考证论证他对中国过去论断，如今中国科技证实他对中国未来的论断），不得不让人惊叹。

  然而，与贝尔纳不同的是，迄今却仍有很多中国人在否定中国古代科技、否定中国文化，甚至是一些所谓的“顶尖”学者，比如北大某个著名经济学家、还有清华科学史的某教授等，背后的原因显然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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