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需要践行多边主义精神。然而，多边主义理念遭遇异化和曲解，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利益，采取“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行动，使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受到重大冲击。在国际社会对什么是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未来应该去向何方等问题存在疑问之际，中国积极正本清源，提出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根本原则，以国际机制为坚实依托，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引。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有利于完善多边主义理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有利于辨明“真伪多边主义”，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稳定发展；有利于提升多边外交有效性，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合力。中国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者，更是行动者和实践派。新时代中国热情参加国际组织建设，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为多边主义注入源源不竭的新动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不断蔓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挑战增多等现实难题，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慢慢的变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过去4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积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集体表达政治立场和观点，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新兴力量。然而，本应以多边主义理念为基石的全球治理体系却面临失效失能，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曲解多边主义理念，以零和博弈、大国竞争的冷战思维推行“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其本质则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一系列行为侵蚀了多边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基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True Multilateralism），是对现有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理论的重要完善和补充，是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多重危机的理念指引。深入分析阐释“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内涵，系统阐释“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实践路径，对推动国际社会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多边主义推动解决区域或全球性问题的实践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中国春秋时期的葵丘会盟、古希腊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等军事同盟，还是19世纪欧洲国家为解决跨国性问题成立国际电信联盟（

  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UPU）等国际组织，都是多边主义实践的表现。但普遍认为，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多边主义始于一战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建立，这表明多边协调走出了区域范畴，标志着制度化多边机制的产生。二战后，以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为代表的多边机制和实践不断拓展，但也深受两极格局、美苏争霸的制约和限制。冷战后，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演进，多边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全球和区域两个维度快速推进，多边机制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得到较大发展。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20世纪初，世界有200多个国际组织，到20世纪70年代末增至8200多个，21世纪初超过5.8万个，而截至目前国际组织有6.8万个。多边主义是国际体系发展的产物，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的多边进程，催生了主张以多边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开展国际合作的多边理念。多边主义在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性作用，有力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代表着国际关系发展进步的潮流。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多边实践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边主义理论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对多边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提出“多边主义”概念，认为单边主义已无法解决涉及国际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多边主义才能既协调大国的多边利益，又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基欧汉指出，多边主义是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政策的实践活动，他将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外交形式或外交政策工具来加以研究。约翰·鲁杰（John G.Ruggie）认为，多边主义是根据普遍行为准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关系的制度形式。鲁杰将“多边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分析理念，将国际机制作为多边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点，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构筑了多边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在此视角下，多边主义是一种指导国际合作的重要理念和要求极高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工具性多边主义还是制度性多边主义，都是遵循普遍原则的制度化行为，在实践中体现为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等概念和范畴。此外，詹姆斯·卡帕拉索（James A. Caporaso）提出一种原则导向的多边主义理论，认为多边主义是“由规范性原则和现实信念混合而成的、为促进多边活动而设计出来的意识形态”。相比制度导向的多边主义，原则导向的多边主义理论更加重视合作共识的建立和维护，并不预设国际制度和规则。但制度导向与原则导向的多边主义关于其本质内涵并不存在矛盾，即均认可多边主义存在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等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学界以国际制度为核心开展对多边主义的理论和实证性研究，在以下研究路径上取得重要成果。一是“新多边主义”（NewMultilateralism）。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在具体实践中暴露出民主赤字、正义赤字、合法性和有效性缺失等诸多问题，由此，1997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基于批判理论，提出“自下而上”重构全球治理的“新多边主义”，在全球层面重构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威。新多边主义的出现对主流研究议程提出严肃的挑战。二是“有效的多边主义”（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2003年欧盟率先提出该理论，旨在建立更强大的国际社会、运作良好的国际机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学界关于“有效的多边主义”的研究集中于多边机制的有效性，并就此提出诸多评判标准。例如，奥兰·扬（Oran Yang）主张从国际制度是否能影响或改变国家行为的角度来判断其有效性。三是“竞争性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加速涌现，出现制度竞争、制度过剩、制度重叠、制度碎片化等多种现象，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竞争性多边主义”也由此诞生。朱丽亚·莫尔斯（Julia C.Morse）和基欧汉提出，“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以现有或创建新多边制度的方式来挑战现行多边制度的规则、实践或职责。不少学者就“竞争性多边主义”背后复杂的机理展开研究，或以亚太地区制度演进等为例进行案例分析。

  近年来，特别是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伴随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美国不断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受到诸多挑战。同时，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逐渐成为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新兴力量。在此背景下，有关多边主义的研究出现新的变化，最突出的即聚焦美国的多边主义战略演变进行学理阐释。美国确立的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在相互依赖背景下适应全球化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重要选择。郑宇认为，20世纪的多边主义是以美国意愿为核心动力、全球性国际组织为制度保障、经贸互惠为扩散机制形成的等级化国际秩序。李晓燕认为，二战之后的多边主义是美国利益优先的多边主义。美国多边主义实践在维护主权国家利益、促进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复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战后美国霸权治理的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愈发力不从心。任琳从制度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对于美国这一秩序主导大国而言，退出多边机制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旨在重塑有利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此外，国内外学者也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多边主义外交进行了广泛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对多边主义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及重要意义等认识较为一致，也都认同当前多边主义面临重大挑战，重建有效多边主义十分重要且必要。然而，在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却对什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存在争论，具体包括如何理解当前由不同行为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领导的多边主义新制度新理念新形式，部分西方学者从意识形态或大国竞争等冷战思维出发，认为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挑战西方价值观，旨在替代现有国际秩序。在如何看待多边主义未来发展这一问题上，有学者探讨了什么样的多边主义最适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提出四种多边主义模式，即模式（Charter）、俱乐部模式（Club）、音乐会模式（Concert）和联盟模式（Coalition）。有关“真正的多边主义”辩论产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传统多边主义体系的主导国美国对多边主义的认知和实践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通过异化和曲解多边主义理念，偏离了传统多边主义精神和价值，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和动荡。在世界阵营化、碎片化、无序化风险上升的新形势下，辨明厘清“真正的多边主义”内涵要义、明确多边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于国际社会去伪存真、完善全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多边主义理念与实践面临的挑战，深入分析“真正的多边主义”的目标、原则、依托、价值等重大问题及重要意义，并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方案和路径。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World Bank，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等国际组织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等地区性制度安排，多边主义成为美国主导推进全球治理以及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重要理念。然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日趋激烈，气候变化、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部分国家特别是美国背离多边主义精神和原则，曲解多边主义概念，采取具有等级性、工具性和排他性的“小圈子的多边主义”（Small Circle Multilateralism）、“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with National Priority）、“有选择的多边主义”（Selective Multilateralism）等“伪多边主义”（Pseudo-Multilateralism），其本质是通过实施单边主义政策，塑造“小圈子”“小团体”，开展价值观外交，维持自身霸权地位，使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受到重大冲击。

  多边主义强调平等包容，但无法避免成员“搭便车”的风险，容易遭遇集体行动困境，多边主义合作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的诞生。小多边主义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制度安排，强调少数成员方围绕某些特定议题进行政策协调，具有灵活性、功利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小圈子的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小多边主义”形式，是指三个及以上国家为赢得大国竞争和对抗而进行的多边合作，其成员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接受同一套规则规范，合作收益的分享具有显著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重视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重在竞争对抗而非合作共赢。

  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采取“小圈子的多边主义”外交行动，以遏制中国崛起、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为目的，拉拢盟伴在政治、安全、经济等议题领域进行协调合作，试图打造所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小集团，极大加剧全球分裂风险，影响全球战略安全稳定。在政治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力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Dialogue，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The

  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 States，AUKUS）等，召开所谓“民主峰会”等，通过塑造阵营大搞意识形态对抗，推动大国博弈升级。在经济贸易领域，从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排除中国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到特朗普政府推出包含“毒丸条款”的《美墨加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再到拜登政府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等，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愈发彰显。在新兴技术和关键矿产等领域，从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的“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到拜登政府胁迫日本、韩国等组建的“半导体联盟”（Chip 4），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技术竞争，打造科技“小圈子”和技术遏制联盟，美国还拉拢加拿大、阿根廷等盟伴成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MSP），以维护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为名，试图在全球构建“去中国化”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美国力推“小圈子多边主义”，实质是建立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小集团，是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之举，带有强烈的结盟、针对第三方等特点，也将加剧阵营分化和大国对抗，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稳定。

  寻求国家间合作、维护各国共同利益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主权平等是开展多边主义外交的基本前提，这意味着参与多边主义合作的各方都应有平等的地位以及平等的决策权力。“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是指个别国家将本国利益置于多边合作成员集体利益之上，将本国规则置于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不断抬头，主要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主要大国为了转嫁国内矛盾、迎合民粹主义选民，选择了降低全球治理秩序“供给意愿”的策略。“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的本质是单边主义，是通过摆脱国际规则和国际责任的束缚，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冲击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优先”浪潮逐步掀起，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采取“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多边主义发展走势。美国推行“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外交行动不断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多边合作中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美国曾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金融稳定、开放贸易、全球通信网络和互联网、传染病防治等领域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自身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当前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无法容忍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采取多项“退群”行动，第二任期很有可能延续“美国优先”逻辑，继续削减美国对全球事务的责任。

  二是将本国国内规则扩散至多边机构。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 Organization，WTO）改革议题上，拜登政府试图在世贸组织改革中纳入“公平竞争”、劳工等自身占有规则主导权的“美国优先”议题，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改革，以此维护其战略利益及国家安全。2023年8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在二十国集团（Group of 20, G20）贸易投资部长会议上表示，拜登政府的相关改革议程包括恢复谈判机构的效力，提升透明度，改进成员对世贸组织承诺的遵守和执行，应对不公平做法和全球市场扭曲等。美国试图将符合自身利益的高标准经贸规则纳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之中，在限制他国发展的同时为本国优势产业开辟海外市场“保驾护航”。

  三是将本国国内规则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最突出的表现即滥用“长臂管辖”，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和护持美国霸权。“长臂管辖”是指美国的法律、法院或执法机构对美国境外的非美国国民及其行为也可以有管辖权。美国单方面将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强行扩大到全球，将管辖权扩大到针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个人与机构，试图以“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严重损害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系。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可以理解为国际社会行为体根据自身利益和价值观进行选择的多边外交政策，在具体政策行动中通常表现为，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多边机制能否实现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平衡，特别是能否得到主要大国的认可和支持，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大国能否承担特定职责、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发起和推动各类议程、制定各种规范性条约等对多边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直接影响。近年来，美国以“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或者说所谓“菜单式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à laCarte）这一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做法，将国际组织作为护持霸权和推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工具甚至武器，极大削弱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频繁使用关税工具发动贸易战，阻挠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拒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Organization，WHO）会费并宣布退出等，最终导致上诉机构停摆，世卫组织也无力协调各方合力应对新冠疫情。相关“退群”行为不仅无益于解决全球性危机，还进一步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认同感和信任度。拜登政府虽然宣告重返多边主义舞台，但其更多的是将国际组织“工具化”为推行大国战略竞争、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武器，使用国际制度为其地缘政治利益布局，为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服务。例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将多家俄罗斯银行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Telecommunications，SWIFT）除名，并要求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及其世贸组织成员地位，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外。

  美国“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的工具性特征动摇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导致国际机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效能不断降低，联合国等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受制于大国博弈和内部治理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弱化，严重影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秉持的“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各种形式的“伪多边主义”，本质上仍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无法反映世界政治经济新现实，无力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甚至加剧了阵营对抗和形势动荡。国际社会呼吁各国遵守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并在公平、公正、正义等价值理念下改革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以包容性多边主义取代等级性、排他性、工具性多边主义。在此背景下，习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出我们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最新体现，为国际社会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合力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指引。

  自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市场不断拓展，国际分工逐步深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全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最大限度降低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本及其他要素交易成本、实现市场开放以及规则高度统一等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快速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单一国家和民族越来越无法应对全球性问题，各国利益相互共存，人类社会的命运与共性愈发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当代世界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历史的演进趋势，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将整个人类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国际社会应通过集体行动，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前途所在，奉行多边主义不是为了满足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而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努力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行动，这也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核心目标。当今世界，个别国家采取各种形式的“伪多边主义”，将本国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置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背离了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期盼，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习指出，在国际上搞“小圈子”，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真正的多边主义”超越了“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以谋求共同发展、促进合作共赢为动力，反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强权霸凌的冷战思维和霸权行径，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凝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合力，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开展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不断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以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使国际社会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和红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意味着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对话沟通，协商解决，形成政策共商的友好局面，意味着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都可以成为全世界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国与国平等既是前提，也是核心。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追求主权国家间平等，1648年欧洲诸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时至今日依然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确立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循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奠定了多边主义的基石。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全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治理，这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长久以来的强烈愿望。习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倡导各国要在平等协商基础上推进多边合作，参与全球性的多边制度，共同决定多边事务，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当前，多边主义同单边主义激烈博弈，个别国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把本国或本集团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大搞“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国际社会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然而，面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践行多边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更是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反对由一国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权利。“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坚持各国应享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都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一基本原则将最大程度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

  国际机制既包括各类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也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各类国际法则，是国际社会进行协调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国际组织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不仅为世界各国通过集体行动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实践场所，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表达诉求和争取利益的重要渠道，是大多数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国际法则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保障。从历史上看，国际法则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和多边主义发展的产物，是国际社会共同协调合作的结果。二战之后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彰显了多边主义精神和原则，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议，以国际法则来处理协调国家间关系和利益，确保国际法则平等统一适用。大国更应该坚持做国际法则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不能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也不能对国际法则“合则用，不合则弃”，更不能将多边主义法律规则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以法治之名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国际和平稳定。要摒弃“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坚持维护国际组织的权威性，不能将国际组织作为进行政治对抗、谋取本国私利的舞台，要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在制定国际规则、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全球议程中的积极作用，为推进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力量。要积极推进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改革，使现行国际组织更具专业性，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的应对能更加迅速，更能体现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促进国际组织整体运行更有效率、更有韧性、更加透明、更具代表性。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交流互鉴是促进国际合作的前提，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在西方文明占据中心和优势地位的国际体系中，非西方文明被贴上“落后”“野蛮”等标签，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难觅踪影，殖民扩张和文明冲突成为常态。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一家独大”的背景下，重塑多边主义国际体系，以推行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为名，试图改变其他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加剧了全球治理难题。美国还从大国战略竞争的视角出发，渲染夸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国家间制造冲突分歧，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宁。

  “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思想指引，体现了维护文明多样性和促进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尊重不同文明和文化平等相处，遵守共同价值而非某些国家的价值，主张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代替西方“普世价值”，为追求和平与发展选择合作共赢而非“大国战略竞争”，为追求公平和正义选择多元、包容性治理而非“霸权治理”，为追求民主和自由选择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而非“一家独大”。各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推进全球治理进程的过程中，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取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现代意义上的多边主义产生并兴盛于欧美。从底层逻辑看，传统的多边主义理论脱胎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运行方式秉承了近代以来大国协调的寡头治理模式，思想根源与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密切相连，具有先天的缺陷和历史局限性，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无法反映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体现了真正的平等性、真正的民主性和真正的和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全球性挑战的增多，传统多边主义理论的弊端愈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传统多边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领导者或领导集体自然受到超越国家的原则、准则和规则的制约。然而，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个别国家任意退出国际组织、任意违背国际规则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二是传统多边主义理论强调国际机制的基本准则首先要与强国的价值标准、原则、目标、决策程序相一致，这也导致现行多边主义体系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新形势，无法快速回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话语权的普遍诉求，无法有效解决国际机制失效和全球治理赤字问题。

  多边主义是民族国家互动交往中确保主权平等原则实现的自然产物，传统多边主义理论是基于二战后美国建立和完善多边国际制度从而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历史经验和外交实践发展起来的，但未能根据国际权力结构的演变进行及时的理论创新。今天，传统多边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时代和国别局限性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真正的多边主义”遵循主权平等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原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维护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突破了传统多边主义理论以霸权国价值观念为主导、以维护霸权国利益和地位为目标的狭隘思想和陈旧思维，是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对“什么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展开激烈辩论，多边主义发展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特别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开展多边外交，表示要加强同伙伴和盟友合作，基于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价值观，履行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的承诺。然而，不少国家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动实际上背离了多边主义精神，使多边主义面临危机。这突出表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质疑或反对维护美国所宣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认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受到中国崛起和俄罗斯行动的挑战。但事实上，美国所指的“规则”本质上是由美国来定义和诠释的规则，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该秩序本质上也是由美国所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秩序。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维护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以“家法帮规”代替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规则，是以霸权秩序取代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违背新形势下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

  尽管多边主义遭遇多重挑战，但多边主义在国际上依然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由各国共同掌握人类的前途命运，应由大家共同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共同恪守《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个别国家以“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排他性“小集体”“小圈子”的利益取代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以单边制裁、“筑墙设垒”与“脱钩断链”取代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对美西方“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等“伪多边主义”理念和行动的有力驳斥，有利于正本清源，帮助国际社会辨明“真伪多边主义”，凝聚“真正的多边主义”价值共识，汇聚坚守公平正义的磅礴力量，有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进程向前发展。

  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多边主义发展方向和路径提供了正确指引，也促使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重新反思多边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根源，推动各方采取务实行动促进有效的多边主义。2023年俄罗斯发布《外交政策构想》，认为西方已经失去了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当前国际秩序并不具有合法性，“全球南方”国家应该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推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建立新型国际秩序。巴西总统卢拉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持批评态度，反对美国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抨击美国通过“脱钩”遏制他国的做法。国际社会普遍主张，当前多边主义正确的发展方向应是发挥联合国作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发展中国家地位。联合国发布《我们的共同议程》（OurCommon Agenda）报告，提出构建更具包容性、更加网络化、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以更好地应对人类面临的紧迫挑战。2024年9月，联合国召开“未来峰会”，并通过《未来契约》（Pact for the Future）等成果文件，代表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对恢复多边主义信心、推动多边主义向正确方向发展的真切期待，同中国提出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内涵和目标一致。

  中国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促进自身发展、深入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指引，为多边体系注入新生力量。当前，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债务危机、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困境，且无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这些核心关切，迫切希望借助国际社会力量争取更多发展资源和空间。只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凝聚国际社会力量为“全球南方”提供更多发展援助和国际支持。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全球南方”议题受到重点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致力于解决气候资金问题，回应了“全球南方”诉求；欧盟、七国集团（The Group of Seven，G7）等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这一上升的新力量，慕尼黑安全会议创纪录地邀请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代表参会，其出台的报告数十次提及“全球南方”，七国集团峰会专门设定“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议程。“全球南方”积极团结自强，通过参与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机制新平台加强国际合作，既为自身发展谋取更多新机遇，也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贡献力量。

  中国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者，更是行动者和实践派。新时代中国以身作则，弘扬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区域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为国际社会开展多边外交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做出扎实努力。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维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一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坚定捍卫联合国权威，为联合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中国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与使命，始终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己任，坚持捍卫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倡导通过对话协商寻求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同时，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中国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完成减贫目标，为国际减贫合作提供大力支持。此外，中国也是联合国主要环境公约的缔约方，切实履行相应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改革，支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针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国主张对安理会进行必要、合理改革，提高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更好地履行《联合国》赋予的职责。针对世贸组织改革，中国积极围绕解决世贸组织生存危机、提高世贸组织运行效率等重要议题提出改革方案。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国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提出方案和主张，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份额，更好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治理能力。

  中国凝聚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力量，在G20、金砖国家等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发挥作用，弥补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代表性和行动能力不足的缺陷，对增强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促进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为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提出方案，参与并全面落实G20缓债倡议，缓债总额在G20成员中最大，是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非盟加入G20的国家，有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发挥引领作用，提出“金砖+”（BRICS Plus）合作理念，汇聚成员共识，顺利实现扩容，持续扩大金砖“朋友圈”，提出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提供新动力。中国还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或平台，特别是新开发银行采取了在五个创始成员之间均分股权和投票权的创新分配方案，为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全新选择，对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推动了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充分展示了多边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等也是各国践行多边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新模式，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等对话合作机制，搭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国—中亚峰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机制平台，通过提供新倡议新平台新规则，充分发挥相关国家合作潜力，极大地丰富了多边主义的实践内容。中国作为创始成员积极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引领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建设和务实合作，提出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等理念，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开启扩员进程，自2018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已吸收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白俄罗斯四个新成员国。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形成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等“北京共识”，批准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年，习在利马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向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总结“亚太奇迹”原因，呼吁亚太经济体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树牢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此外，中国举行中国—中亚峰会，并启动运营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注入新动能。2024年中国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启动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有力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中国加强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打造区域睦邻友好合作新平台，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实践成果。

  新时代以来，中国紧扣时代主题，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多边合作倡议，为当今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破解之道。“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是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和重要依托，充分彰显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大国担当。中国已经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了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82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倡议框架下已开展1100多个项目，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全球安全倡议获得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10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和巴西提出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方提出的决议，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当前，世界上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相互激荡，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真伪多边主义”之辩非常激烈。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体现了真正的平等性、真正的民主性和真正的和平性，超越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从维护西方霸权地位出发的狭隘观点。中国反对异化多边主义理念，反对为谋求私利，将多边平台“工具化”，认为“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是集团政治，“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是单边思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双重标准。“真伪多边主义”之辩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原则，以及国际认知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性重塑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只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虚伪的多边主义”，才能不断推动国际秩序朝着造福全球的良性方向演进。中国积极弘扬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巩固多边主义机制平台建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凝聚起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力。中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发挥大国担当，为多边主义注入源源不竭的新动力，推动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塑造国际组织的逻辑及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3CGJ031）的阶段性成果。